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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rdo;&ldo;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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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ldo;大炮&rdo;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ldo;仁义礼智&rdo;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5]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ldo;大鳄&rdo;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ldo;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lso;科学的东方学正统&rso;，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

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

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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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ldo;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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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ldo;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rdo;，[8]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

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

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ldo;三大主任&rdo;。

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ldo;海龟&rdo;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

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

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

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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