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旧社会）就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在为别人做人，结果所有的人都没有人权，就连&ldo;位极人臣&rdo;者甚至皇帝本人都无法例外。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在实际上都活得&ldo;猪狗不如&rdo;，而是说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沦为猪狗。

因此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

皇帝害怕失去宝座，臣子害怕失去恩宠，显贵害怕失去权势，因为一旦失去，他们的境遇未必会比平民百姓好多少。

平民百姓当然更是贱若糙芥命如缕蚁。

他们被称作&ldo;糙民&rdo;，也就是可以随便践踏、蹂躏、踩上一脚的意思。

&ldo;青天大老爷&rdo;一声令下，就可以扒了他的裤子打屁股。

如果胆敢抗争、申辩、讲道理，一个耳光就会扇了过来。

人权？什么人权？没听说过。

没有一种制度来保证我们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一种制度能对我们的人权负责。

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对自己负责，谁又能对我们负责？由于长期不负责任，久而久之，我们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旦有事，便推诿于他人，比如说是别人要我们干的，或者是轻信了别人的谣言蛊惑，上当受骗等等。

这几乎是中国人在检讨自己时最常规的方式之一，可谓无论贵贱贤愚鲜有例外。

某大学便发生过这样的事：某教授主编了一本论文集，分稿费时自己先拿走一半。

众人不服，告到系里，该教授竟然辩称：&ldo;不是我，是我老婆分的。

&ot;的确，中国人在检讨自己时，&ldo;从来不是彻底反省自己的整个所作所为并为之承担责任，而总是把罪过推给外来的偶然干扰；如果说个人有什么责任的话，也只是由于&lso;不谨慎&rso;，让外来的尘垢蒙蔽了纯洁的本心而已。

&rdo;（邓晓芒《灵之舞》）这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忏悔的。

前面说过，忏悔有三个前提：有罪，自知有罪，通过自我反省而自知有罪。

这三条我们都很缺乏，尤缺第二条）所以，即便&ldo;最具忏悔意识&rdo;者，如巴金，得出的结论也只是自己不该&ldo;违心地&rdo;干了不该干的事情，或没有及时地&ldo;下决心&rdo;

不说假话，却无法意识到&ldo;我们该忏悔的并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rdo;

（邓晓芒《灵之舞》）。

而且所谓&ldo;违心&rdo;，说到底也仍旧是别人的不是，自己顶多只有一半责任（决心不够）。

当然，巴金老人能把话说到&ldo;我们自己吃那一套&rdo;

这个份上，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但这仍然不够。

如果把事情归结为&ldo;违心&rdo;，那就仍然是把自己视为个无意识的工具，一个可以任意使唤的&ldo;齿轮&rdo;或&ldo;螺丝钉&rdo;。

责任仍然是别人的，或历史的，没自己什么事。

然而真正的忏悔却是要把自己的罪行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

不是别人要我做和这样做的，而是我自己要做和这样做的。

这才需要忏悔，也才能够忏悔。

不过，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是为自己做人，而是为别人做人，而且是专门做给别人看的。

唯其如此，忏悔才变成了标榜，假话才说得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