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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
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
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
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
法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
在古罗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社会却是未成年者。
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
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
女人在罗马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
有时她成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ldo;误入歧途&rdo;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却受到宽容。
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个情人。
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
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的女人。
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
宗教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iddot;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
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度。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处境的牵制。
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
朱迪丝(如山山)叶夏洛特&iddot;科黛、维拉&iddot;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
在大革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
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
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
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prcessdesurs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
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
但实际上,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
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
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
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发现过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