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换乘开往北京的车，在月台上穿梭时又与徐冰砚打了照面，他的衣服并没有加厚、还是那天晚上借给她穿的那件，那厚度在南方尚且合适，可搁在北方的严冬里就显得很不顶用了——就算这也要感谢她，要不是她好心在那夜之后让秀知去把衣服还了，如今他就只剩单衣穿了。

白小姐暗暗撇了撇嘴，心说她才不管他冷不冷，可与此同时不平的心底又隐隐冒出一道声音，敦促她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倘若此时此刻他能迷途知返走过来找她说话，她便大发慈悲不同他计较了。

可结果呢？这人竟像是瞎了，她一个大活人站在月台上他偏偏看不见，只跟他手下那帮大头兵一起押解着在路上扒毁铁轨的土匪，径直从她眼前穿过去同直隶省的军警们交接了。

这、这真是岂有此理！

她单知道女人的心思是海底针，没想到男人也不遑多让，前夜里还又给她烤甘薯又给她递衣服，这才过去多少工夫就转了脸了？

好笑，还跟她在这儿欲擒故纵耍心眼儿，真以为她有多稀罕？

白小姐动了真火，再也不看那人一眼，一扭头便朝月台另一端走去了。

而她的这番恼怒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天津时还气得头顶冒烟，可等从北京下车时就已经没什么波澜了，说到底一个被人巴结惯了的人，可不容易放下骄傲对其他人掏心窝子呢。

她平静到什么程度？目不斜视就从徐冰砚面前走过，径直坐上了北京政府派来接他们一家的豪华轿车，连眼风都不曾朝人扫上一扫。

坐上车后把车门一关便彻底同他是两个世界，矜高的猫咪抬着下巴让司机开车，没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北京冬日的街头，再不会朝这破落又嘈杂的车站看上一眼了。

这情势把一帮大兵都给看愣了，不晓得前日才跟长官一同吃烤甘薯的大小姐怎么隔日就翻了脸，只张颂成一个豪不意外——他原本就不信同僚们之前嚼的那些舌根，心想大小姐就是大小姐，贵人总是难免薄情，高兴了给人几分好脸色、不高兴了便要一脚把人踢开，枉他们长官遇匪的那天晚上还专门拨了个人去她门前守着，真是不值当。

相较于士兵们的或惊或怒，徐冰砚的情绪就平静多了，他看着她的车消失在道路的拐角，同时看见他那没有血缘的兄长也驱车紧紧地跟在后头，眼神平静得像是没有活水的古旧深潭，只有一点点波动隐藏在最底下，没人能瞧得见。

微寒的空洞。

恰这时又传来鸣笛声，是来接他的人到了，他回了神，随即又收回了目送她离开的目光，转身阔步向停在路边的军车走去。

来接他的人是冯览，徐振徐将军的秘书。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据说同徐将军是远亲，在他发迹之前就跟随其左右，至今已经辅佐了对方二十年，是他真正的心腹。

冯览中等身量，生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丢在人堆里没人会看他第二眼，也保准没人能在事后认出他；唯独那双眼睛有些特别，眼白很大瞳仁很小，与常人不同的比例细看总显得有些骇人，好在他鼻子上还架了一副圆框眼镜，这么一遮就好了许多。

他并非一年到头都在徐振身边，三不五时就会到外省公干、替徐振料理一些复杂而隐秘的差事，这些差事此前徐冰砚都无权插手，毕竟他到徐振身边尚且不过五年，对于一个手握大权的上位者来说，这显然还不是一个足够放下戒心的年限。

但形势从今年起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徐振年岁渐长，似乎也起了些许放权的念头，进而开始有节制地将涉及机密的要务交给养子处置，譬如采买军火，譬如粮饷贪墨，譬如与洋人打交道。

这可都不能算是什么干净的活儿，同时又还没脏到底，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度上，恰似徐振对养子的信任，也正是这么不多不少的。

至于徐冰砚，他的表现一向很让人满意，事情来了就安安静静地接，接下之后就妥妥帖帖地办，总不会出什么差错，更好的在于从来不会在背后多打听，令人放心极了。

冯览也对徐冰砚颇为欣赏，此时一边亲自开车还一边亲切地问：“这一路上可还算顺利？没出什么岔子吧。”

徐冰砚当时正看着窗外，象征权力的天朝皇城比摩登混杂的远东明珠显得更为陈旧，迎面走来的人们虽然剪掉了辫子，可那一张张脸上的神情却还和过去的日子毫无分别，他们像过去一样作揖、一样磕头、一样抽大烟，世道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他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答了冯览的话：“还好，遇上一点小波折。”

冯览其实早就知道火车遇匪的事了，甚至还知道徐隽旋打人呢，眼下这么问无非只为了表达一番关切，使对话的展开不要显得太生硬罢了。

“一路辛苦，”

冯览客气地说，“将军的手书带来了么？”

这才是正题。

徐冰砚坐直了一些，谨笃地点头，眼神朝他上车时放在后座的箱子看了一眼，说：“带来了。”

冯览点头说了一声“好”

，窄小的瞳孔像针尖儿一样细，又转而说：“一会儿见到孙将军，记得客气些跟他问好。”

车子停在一座气派的四合院门前，从这里朝对街望能够很清楚地看见那条声名远扬的使馆街，而在1901年之前这里还叫东交民巷，是明清两代五府六部所在之地，倘若辛丑年的那场战争不曾发生，徐冰砚兴许还会在会试之后来到此地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