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认无法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关心技术所代表的内涵。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

不过，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

面对众多的战争目标，实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部署一定数量的兵力。

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既受制于传统，也受制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

大胆的行动方案受到实施步伐的制约。

外交指令必须考虑信息传递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强迫人们暂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承认领导人有些事情能够控制，有些则无能为力。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变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破坏性。

在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

欧洲的技术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洲原有的文明。

新的能力带来了新的毁灭潜力，正如大规模征兵制强化了技术的复合效应。

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

&ldo;二战&rdo;中，各大国的科学家潜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让它释放出能量。

美国的努力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

这项工程动用了美国、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欧洲犹太移民。

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研发项目的理论物理学家j&iddot;罗伯特&iddot;奥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

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ldo;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rdo;

在以前，人们对战争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盘算：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

弱者努力增加强者的成本，以打破这个等式，于是组建同盟扩大实力，让对手对己方的力量联盟放弃幻想，打消开战动机（在主权国家社会里，消除人们对终极意图的疑虑是可能的）。

一般认为，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小于战败的损失。

与之相反，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核时代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