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悔恨无穷地对先生说：“我当时昏了头，你经历过那么多事，又比我年长许多，怎没替我想着给妈买个花圈呢？”

先生说：“你又没告诉我。”

我哑口无言。

既然先生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说？我那时要是能想到让他去给妈买个花圈，这个遗憾也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的时候对他说：“这一年要是没有朋友们的关心，我真不知道怎么过，可是你连问都不问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先生照样无辜他说，“你又没告诉我。”

不过在我这样说过之后，先生确实改变了态度。

今年妈生日和清明那天，我们到广济寺给妈上香的时候，先生诚心诚意在妈的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有一次先生甚至在电活里对人说：“张洁她妈死了。”

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太难听了。

你能不能说‘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先生倒是很虚心，后来果然改口为“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记不得谁人说过，一个男人要是讨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婆，再不懂得温柔也得温柔起来，可在我们家，整个一个南辕北辙。

先生的万般事体，除了大小解这样的事我无法代劳之外，什么时候要他张过口呢？就连他打算到街口去迎火葬场的车，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为他着想，怕他累着，转请谌容代劳。

但在母亲过世、我又身染重病以后，就卸掉了此项重任，躲进了自己的家。

我没有这个心气了，也怕我那很不好治、发展前景极为不妙的病传染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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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过世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文兄嫂和王蒙兄嫂，几乎每天一个电话，探问我的方方面面；或想方设法说些笑话，让我开心；或鼓励我振作起精神，写一部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的大书；或知我无法写作、没有收入，给我找点“饭辙”

；或隔几日带些好吃、好喝、好玩的来我这里聚聚，哪怕是隆冬腊月、朔风凛冽，他们也会带着一身寒气和满心热气，来到我那已然没有了妈的空巢……

我更是没完没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烦维熙的夫人小兰，有时半夜三更就会拿起电话和她讨论妈的病情、研究妈猝死的原因，一说就是一个，半个小时；

有个深夜，胡容突然感到无名的恐惧，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

赶紧打个电话给我，可不，那个晚上我真要过不去了；

去年中秋，徐泓远在海南，打个长途祝愿我节日过得还好。

又有天打电话给我，适逢我不在家，没有人接。

第二天再打，还是没有人接，她紧张得以为我病倒在床无法起来接电话，三番五次打来电话，直到与我通上话才放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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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场的人让我再看妈一眼，我掀开盖在妈身上的白布单，看了看妈的脸和妈的全身，这就是那永诀的一眼，又亲了亲妈的脸颊，这也是五十四年来，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肌肤相亲。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阴阳相隔，就连这个没有了生命的妈，我再想看也看不见、再想亲也亲不着了。

然后，火葬场的人大声叱喝着：“走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