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吩咐小阿姨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平时很伶俐的小阿姨却不知为什么打不通急救中心的电话。

我又让先生去打，他打来打去也打不通。

我只好放下妈，让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我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因为先生的心脏动过手术，这样费力气的事不敢惊动他。

急救中心的电话接通以后，先放的是一段英语然后又是一段汉语录音带。

我无奈地等着，恨不得把手伸到急救中心，一把揪断这段录音带。

我抱着须臾不可离开的电话筒，急得火冒三丈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

那哪儿是做人工呼吸？简直像做柔软体操那样千万不能用力，又根本没有把妈的两条胳膊挤压在妈的胸口上。

可是我没有分身之术，不能去替换她，我得等着和急救中心通话。

急救中心好不容易答话了，我声嘶力竭地叫道，“人都停止呼吸了，你们快来呀。”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想抢救，还是想干什么？”

我说：“当然是抢救了。”

他们问了地址，并让我到附近的汽车站去等着引导他们的救护车。

我如何可以离开？就叫小阿姨去胡同口等着，我怕急救中心的车来的太慢，又让先生到附近航天部研究所的诊所去找大夫。

然后我又翻过身来扑向妈去做人工呼吸。

那时，我像还没学会泳游、却沉落在水底，被水呛得无法呼吸那样的害怕。

附近诊所的大夫很快就来了。

她一看就说妈是心肌梗死，没有救了。

这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也来了。

年轻的、睡眼惺松的女大夫一看更是说不行了。

在我的请求下，才给妈做了一个心电图。

她说：“已经是直线，没有心跳了。”

我又求她给妈打强心针。

她说，“打也没用了，要是有用就给她打了。”

她走了以后，航天部研究所诊所的大夫又留了一会。

她看着妈的脸说，“多慈祥的一个老人呐。”

在她们都走了以后，我才会哭。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先生给王蒙兄打了电话。

王蒙兄又给维熙、谌容和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很快就赶来了。

维熙顺路又接来了蒋翠林。

不论我如何悲痛欲绝，我也没有权力坐哭与母亲的诀别。

除了我自己，还能有谁来帮我张罗妈的丧葬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