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来了”

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她又怎么知道我仅仅是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

晚上回家的时候，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她给妈买的“保护一号”

，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

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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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

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

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

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

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

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

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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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

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

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

的崇高精神。

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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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