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0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这：“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

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

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

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

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生活的担子够她呛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

我过意不去。

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

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

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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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她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

免得她的“提醒”

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她不“提醒”

，不等于她想象中的，悬在我头上的那把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

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她的心撕成了两瓣。

她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

，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

左右在我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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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

可是她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她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

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地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她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

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待后事么？

然而她要交待的岂止是这些？

也许她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也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她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

她就是再活一世。

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

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以后，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