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

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

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

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

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

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

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

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

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

“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

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

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

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

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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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肩更加歪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