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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二战&rdo;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待就是10年。
&ldo;二战&rdo;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10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唐代中了进士,就&ldo;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rdo;。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3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
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
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
师觉月做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
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
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