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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23年1月1日《孤军》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ldo;推倒军阀号&rdo;。

沫若没有编成《甲子苏祸记》，而且连自己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也成了&ldo;一座未完成的塔&rdo;，却创作了组诗《瓶》和小说《落叶》，这些作品都可以用&ldo;苦闷的象征&rdo;来解释。

毋庸置疑，诗人自己是苦闷的，他也能很顺畅地以创作表达个人的苦闷，即使是在去宜兴调查的途中，民众猪犬般的生活虽使他感到心头闷胀，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写啊写的还是个人熟悉的身边琐事;他有宜兴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尝尝当地特产松菌和黄雀的滋味;离开那些生活在战祸中的不幸人们之后，最能激起他创作冲动的也还是青年人复杂的恋情。

沫若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内心翻腾着波澜，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别，却又充满了矛盾：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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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前言》，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塔》。

严酷的现实，血淋淋的人生，告诉他应该容不得往日那些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再来光顾。

他关心起在这次调查中接触到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去无锡的火车上就曾与人议论当时纺织业面临的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棉纱大量输入中国，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开办了几个大工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连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倒闭。

中国今后到底应当走哪条路?有人提倡资本主义，有人说要实行共产主义。

究竟孰是孰非?沫若在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

他先后扣问过不少经济学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

恰巧有个研究经济学的老同学漆树芬（?‐1927），就住在沫若寓所附近，他常来串门，两人便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

沫若表明自己是反对讴歌资本主义的，不相信在中国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认为目前只有把外国资本家从国内市场赶跑，中国才有生路。

平日谈话容易激动的漆树芬，听了沫若的意见后更是激昂慷慨，惊喜自己有了同道，他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证，把沫若的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还说他已经写了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稿。

沫若知道漆树芬留日时曾师事河上肇，他们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默契暗合，原因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漆树芬夹着那包书稿又兴致勃勃地来找沫若。

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学手稿，厚厚两大册，三十余万字，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沫若最懂得它的价值，他破例允诺为该书作序。

当天夜里他就读完了全稿，觉得自己的一些直观的见解在这里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他叹服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同学居然写出了这么精辟的著作。

浮薄的学术界有希望了，他为笃挚的研究家的出现而欢跃，同时真诚地希望这部书的问世，能帮助广大同胞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合上书稿凝神细思，他干脆将原来冗长的书名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这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ldo;帝国主义&rdo;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以致后来的书名又被马寅初改成了《经济侵略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