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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

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ldo;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

&rdo;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ldo;乱世出英雄&rdo;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ldo;古已有之&rdo;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ldo;忠孝&rdo;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ldo;决心&rdo;，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覆与曾国藩的父亲谈&ldo;保卫家乡&rdo;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

但多日不见起行。

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

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ldo;大业&rdo;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他别出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

在左宗棠处于危厄之际，曾国藩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任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终于位至督抚，他因此赢得了左宗棠的&ldo;自愧&rdo;。

这是曾国藩&ldo;谋国之忠、知人之明&rdo;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

他们&ldo;同心&rdo;&ldo;攻错&rdo;，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

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

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

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

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ldo;几欲起而为之响应&rdo;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军政大事讲座。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ldo;西学东渐&rdo;计划。

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ldo;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rdo;容闳当即回答：&ldo;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

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

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rdo;容闳特别强调&ldo;立普通基础&rdo;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ldo;制器之器&rdo;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ldo;特别之应用&rdo;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

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

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为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

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ldo;制造机器之机器&rdo;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经商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

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

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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