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ot;文化大革命&ot;开始了。

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

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ot;高干子弟&ot;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

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

李婴宁同学的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

我父亲默默无名，居然也因是&ot;阶级异己分子&ot;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

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ot;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ot;。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

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

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

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ot;三座大山&ot;，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

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

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ot;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ot;她问。

&ot;谁?&ot;

&ot;李惠民。

&ot;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

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

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

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

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ot;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ot;她问。

&ot;是的，已经动员了。

&ot;我说。

&ot;多久?&ot;她问。

&ot;说是一辈子。

&ot;

&ot;让带书吗?&ot;她又问。

&ot;还不知道。

总可以带几本吧。

&ot;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ot;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ot;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

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ot;好好照顾自己。

&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