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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1875年6月，福泽谕吉发表《国权可分说》。

同月，政府颁布了诽谤律、新闻纸条例等压制言论的法令。

&ldo;新闻条例&rdo;规定，对&ldo;政事、法律之类记载，不得妄加批评&rdo;；&ldo;政府官员、衙门公务或有关外交事类，虽细琐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载&rdo;。

政府同时公布的《诽谤律》新设了&ldo;皇族不敬罪&rdo;和&ldo;官吏侮辱罪&rdo;。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闻界，因为触犯法律而遭到处罚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

其中受到惩罚的，就有福泽谕吉的朋友。

1875年12月，他在《邮政报知新闻》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罚款200元，监禁1个月；1876年2月，《朝野新闻》的末广铁肠和成岛柳北再次被捕。

因为刊登批评新闻纸条例的文章，《朝野新闻》的主编末广铁肠被监禁二个月，罚款20元。

就在末广和成岛被判的次日，福泽谕吉开始动笔写《学者安心论》。

他在指出&ldo;学者名人被捕入狱决非美谈&rdo;的同时，也呼吁学者应该结束跟政府的对立，支持自上而下的改进政策。

可是，当他把这篇文章呈送当局，要求出版，却未能获得批准。

1876年11月，福泽谕吉的《分权论》脱稿；1877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跟西乡并无一面之交的福泽谕吉，为了&ldo;保存日本国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气质不致断绝&rdo;，写下了《丁丑公论》。

可是，因为&ldo;无奈害怕触犯条例&rdo;，《分权论》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战争结束后才付梓发行，而《丁丑公论》又&ldo;恐为当时社会所不容&rdo;，直到1901年，西乡被赞誉为大陆政策的先驱时，他才公诸于世。

福泽谕吉隐忍的背后，是明治政权的跋扈。

为什么面对权力的嚣张，福泽谕吉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呢？按照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的分析，也许是福泽谕吉认为，&ldo;一旦违法，就会被人斥之为傻瓜和糊涂，付出这般牺牲，并没有丝毫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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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头之响如福泽谕吉，也照样得看权力的脸色。

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

庆应义塾主办的《民间杂志》，因为发表文章评论此事，其名义发行人遭到警视厅的训斥，还让写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发表这类文章。

福泽谕吉得知消息后，没有同意写保证书，而是认为最好是要求停刊。

就这样，杂志在这个月出到第189号就停办了。

6月1日，福泽谕吉在写给老朋友、元老院议政官大久保一翁的信里说：&ldo;近来政府的法令越发严厉，这种时候，由于极容易犯禁，出版也就成了无益的麻烦，故普遍将杂志停办。

&rdo;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敢惹上&ldo;无益的麻烦&rdo;背后，是权力实实在在的霸道，以及人们对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恐惧。

《丁丑公论》还压在箱底不敢发表，福泽谕吉却又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里抬起了明治政府的轿子来：&ldo;日本的政府从来都是专制的。

但是由于明治维新，专制政府一下子垮了台，现在看起来，专制已经成为过去。

今天的政府当权者与民权论者相比，虽然在改革的精神上有早晚先后的不同，但在主张上，两者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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