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

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

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

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

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

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如参与、协商等。

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ldo;选主&rdo;，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

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

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frastructuralstitution）。

没有法治，其他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

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这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

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

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

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

全民&ldo;不信任运动&rdo;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要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

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

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

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

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

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9日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

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