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结构才逐渐开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除了原来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之外，首先向知识分子开放，因为这个群体被视为解放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这个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向企业家阶层开放。

结构的开放很明显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组成上。

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代表委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但现在的构成已经非常不同。

当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变革，如各种形式的选举，也是开放性的体现。

新结构须容纳不同利益

结构的开放性为执政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调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联系。

这也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

开放性是政治变迁的总体方向，但开放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因为开放的过程不长，开放的制度性还是很低，各种规则有待于制定和完善。

由于开放性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开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后利益的影响。

再者，正是因为开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结构本身很自然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

比如，这些年新兴社会阶层就成了这个结构内部的显性利益，甚至出现利益表达过度的情况，而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一些新兴的弱势群体则利益表达不足。

正因为如此，这次&ldo;两会&rdo;期间，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在两会的界别。

这也是客观政治的需要。

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每一步开放的背后都是利益之间的较量。

这种开放的性质当然和西方政治的开放性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由于民主和选举过程的存在，各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开放，就是说用开放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

但在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放是由执政党掌控的，开放的过程是个管理的过程。

正因为是个管理的过程，执政者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掌控政治过程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治开放过程呈现渐进的特点。

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如果要达到良治或者社会的和谐，开放的过程就必须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义和公平性。

因为只存在着一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或者说不同的利益在这个结构中没有公平的表达机会，那么良治与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3月13日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又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

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

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因为无能应对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