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和妻子给我做一些他自己国家的特色饭，但我根本吃不惯，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西红柿蘸着盐吃。

他们还有三个孩子和他们住在一起。

我给了哈比比一个微型呼叫器，以便他遇到危险或在出门时需要保护时就按按钮呼叫我（看过《中南海保镖》的人应该记得里面钟丽缇用这种呼叫器耍弄李连杰的情景吧。

）

这期间，他又收到了恐吓者打来的电话，我们对内容进行了监听，并用技术手段发现恐吓者几次打来的电话都是集中在海淀区某一区域内的ic卡公用电话，尽管不是特别集中，但基本上都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大半径之内。

从内容上看，这名恐吓者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有时他打来的电话与其说是恐吓哈比比，倒不如说是与他进行激烈的辩论，此人对某西方大国在国际上的政策恨之入骨，并迁怒于联合国，称其纵容该国，并将之与二战前国联纵容希特勒德国相比。

为了尽快制止并找出恐吓者，挽回不良影响，并树立我国政府高效率的形象，我们不得不变消积被动的防卫为积极主动的侦察。

我也开始正式对恐吓者进行追踪，哈比比的安全由行动处暂时接管，我在这一段时间内将专注于对恐吓者的侦察。

我告诉哈比比不要害怕，即使他在外出时也会有我们的行动处人员暗中保护他。

他却显得一点也不害怕，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要把我教他的功夫全用上。

我来到了打电话集中的那个区域附近进行侦察，重点观察了那几个被用来打过恐吓电话的公用电话，它们是沿着一条街道排列的。

经过观察，我发现每天打电话的人很多（因为那时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看来要想找出恐吓者不是很容易。

在进行户外监视时，侦察员可以视情化装成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小商小贩等，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之所以在那里出现的可信的借口，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所监视的那一区域比较复杂，附近有几所大学，公用电话后面就是临街的小平房，有卖水果的和炸早点的各种各样的小铺面。

我很难化装成其中的一部分融进去。

所以只好用汽车来掩盖自己的监视行动了，而且每次去都用不同的车，来回轮流，这样才不至于让人生疑。

那些公用电话并不只是在一条街上，而是在平行着的好几条街上。

所以我除了定点监视外，还开着车到处巡视，并重点监视一些在附近但以前没被用来打过恐吓电话的公用电话。

一天，在监视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竟然是在英语角认识的泽华打来的，她问了问我的近况‐‐我这一阵子忙于哈比比的案子，几乎忘了和她联系，一方面也是由于害羞和并未下定决心要追她。

她在电话里说，这一阵子她也很忙，要应付许多考试，等忙过了这一阵子就来找我出去玩。

她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已经够主动的了，我在想自己以后是不是要更主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