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朝廷在两个月内，相继任命了多名在籍大臣督办其所在省份的团练，连先前的曾国藩在内，共计四十三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曾国藩。

太平军如燎原的野火，一路烧过湖南后，湖南也开始有了动乱的征兆。

原来蛰伏着的许多会党、土匪，受到太平军胜利的鼓励，开始蠢蠢欲动。

湖南历来是会党之渊薮，说起来，湖南新宁天地会的雷在浩、李沅发之乱，正是引发广西大乱的星星之火。

太平军入湘，天地会党徒，大多投奔而去，但仍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的民间会党，成群结伙，啸聚山谷。

此外又有平日横行乡里之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及四处游走偷盗之徒，都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

而之所以会如此，&ldo;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弥缝掩饰，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

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

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

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

&rdo;101

治乱世，用重典。

曾国藩所论，堪称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

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处，必有强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国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强，安良去莠，方能使社会安定，人民乐业。

官府若放任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社会将会失去公正而沦入无政府状态，人与人之间也将蜕化为自然状态。

在自然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丛林原则，也就是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

谁的胳膊粗，拳头硬，谁人多势众，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资源。

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组织起来自卫，或屈服或依附于黑社会，二者均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颠覆既有的政治秩序。

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一套保持社会平衡与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强扶弱，除暴安良。

当然，光有制度、法律还远远不够，还要看这个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贯彻执行。

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也是个阶级没有充分分化的社会。

国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官僚集团构成金字塔尖的上层，下面是由所谓&ldo;四民&rdo;，即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塔基。

其中只有士这个阶层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进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集团而跻身统治阶层，退可以以士绅身份影响地方事务，从而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

官僚与绅士都属于精英阶层，也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穷人也可以通过科举，富人更可以通过捐纳跻身于其中。

帝国的行政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通常要通过民间自治组织‐‐保甲实施政令，完粮纳税，而士绅阶层对此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士绅与官僚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士绅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乡村的眷属，故与统治者休戚相关;但士绅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官府的作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导致政令不通。

故一个地方的治绩好坏，常常取决于官绅间的互动。

通常，官员若廉洁公正，会得到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阶层）的拥护与合作，其施政会顺利得多;官员若贪贿不公，则会遭到他们的抵制，不仅难于施政，甚至会引发士绅们的反弹，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团中的同乡、同年、戚友等各种关系，将其劣迹举报给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终将其挤走。

曾国藩家族所在的湘乡，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