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命也是悬于游丝之上，官方委任书上说，我“担任董事经理，直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

。

换言之，只要政府没有对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

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来会在报纸上看到，已任命别人取代我在格莱珉的董事经理职位。

政府无须解释将我解职的理由，也无须解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这种组织上的安排没有稳定的保证，我一直在担忧，这届或下届政府会突然把我取而代之，从而使格莱珉陷入危机之中。

于是我去咨询帮助我们建立起银行的律师卡马尔·侯赛因博士，草拟一份要求国会批准修改格莱珉银行法律构架的提案。

提案须经由财政部递交到国会，但部里的官员们根本不想让这个条款得到修改，他们干吗要去变更那个赋予他们变更董事经理的无限权力的条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财政部果然对它不予一顾。

我又将它呈送给一个更高级机构，是由部长们组成的名为全国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

他们推荐采用我的建议，而财政部的终身部长仍不予理会，当我亲自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争辩说那个委员会不是政府，财政部无须听取其指令。

这是我从迟钝的政府机器中得到的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我继续不断地去敲各种各样的门。

最后，我向阿萨德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提交审议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财政部长给总统的建议是不要修改那一条款。

我没有放弃。

我向总统的秘书长说明了情况，这位高级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书时我的数学班的一个学生。

我请求他的帮助，他答应将尽全力。

他组织了一个高级别的专题会议，邀请了副总统、中央银行行长、财政大臣、财政部长、计划大臣和我本人参加，由总统担任会议主席。

我竭尽全力为我的提案力争，除财政部长以外的所有与会者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

财政部长的反对理由是，他担心政府会失去对这家银行进行必要监管的能力。

尽管他提出了警告，会议还是批准了修改提议。

提案终于被送呈国会，就在阿萨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义赶下台及国会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

根据新的条款，一名董事经理必须由董事会而不是政府任命。

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之后，董事会任命我为格莱珉的董事经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务员，而是银行的一个雇员了。

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位为其股东利益服务的总裁，而不必听从政府的吩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