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从不担心行动的危险，我更担心不行动的危险。

&rdo;对于中国央行2015年4月19日的降准，我的评价可以用温斯顿&iddot;丘吉尔的这句话总结。

自2015年4月20日起，中国央行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我已多次呼吁中国央行不仅要降准，而且应该进一步结合降息。

本次中国央行降准，不仅在于中国经济下行，也在于潜在的通缩风险。

在中国经济的潜在通缩风险已经逐步临近的时刻，进一步宽松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确路径。

中国是否面临通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分歧在于消费物价指数（cpi）与生产物价指数（ppi）的背离。

2014年，我就曾明确提出通缩风险，如今从截至2014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证据已经更为明显，不仅ppi已经连续37个月为负，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状况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也跌至–12。

对应着全球通缩大潮，和中国十多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候引发的通缩一样，本次中国通缩再度面临争议，即中国被世界通缩还是向世界输出通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中国总理李克强2015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亦强调中国是&ldo;被通缩&rdo;，而海外的观点则认为中国通缩风险波及世界。

一旦国内出现问题，则将根源引向国外，这是一种固有思维习惯，即使美国也难以例外，比如对于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的抵制等。

我的观点介于中国与世界之间，通缩必然是一个双向影响关系，世界油价从2014年以来下跌超过五成，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价格指数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需求的下降本来就是油价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比较大的通缩大概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过程甚至延续到入世前后，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输出通缩的国际讨论;另一次很短暂，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为什么民间对降准会有那么多争议?我认为本质在于公众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反应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无须太多经济学启蒙，多数人都痛恨通胀（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大多数由&ldo;印钞票&rdo;引发，典型如20世纪的金圆券到21世纪的津巴布韦。

作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联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胀狂潮之后，保持低通胀也成为超过维持就业的政策目标。

至于通缩，往往不是被视为无关痛痒就是好事一桩。

不说各种中外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关于通缩和通胀的内容篇幅不成比例，即使对饱受20年通缩之苦的日本而言，也更能接受通缩。

在2009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4的日本人表示通缩有利，两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缩有害，其余则是持中立态度。

公众往往从消费者角色思考问题，觉得物价下跌挺好，就像那个关于大萧条的段子：&ldo;大萧条也没那么坏，如果大萧条期间你有工作的话。

&rdo;

问题在于，对于企业而言，通缩往往意味着更少的利润、更沉重的债务、更稀缺的信贷资源‐‐旧债务名义价值不变，在通缩情况之下，相对于过去实际是增加。

而企业如果感到压力，那么，对于其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而言，并不会有好结果，收入停滞以及失业甚至萧条往往也会接踵而至。

持续通缩也意味着一个持续加速的&ldo;流动性陷阱&rdo;（liiditytrap）：即使利率再低，人们也不愿意消费投资而是愿意加大储蓄，这就意味着市场以及经济将进一步衰退。

这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之下，人们都将手头现金纷纷窖藏起来，无论存在银行还是藏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流动性陷阱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大萧条之后提出的一个假设，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欧美部分成为现实。

因为各种误读，凯恩斯在中国声誉不佳，但是他对于经济的洞察力在几十年后仍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