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英格兰银行与其他机构组成的英国四角关系，这一整套机制并非当时的英伦贤达有意设计，而是市场各方力量滋长对抗的结果，从初露苗头到成效显著，是几代人逐步探索、衍生发展出来。

无可否认，这一制度设计成为人类文明机缘与机巧的最佳体现之一。

正是通过彼此制衡、彼此支撑，使得无论政府统治抑或国家财政，甚至金融市场以及商业市场都有稳定预期，降低了公众的不确定性，抚平了政治或市场周期的波动，最终对经济整体进步大有裨益。

这些制度设计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大英帝国征服世界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这样的四角关系诞生于英国，尤其是议会何以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国王，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呢?这引发不少猜想，也是宏大叙事爱好者们久久不休追问的主题。

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原因有三点，首先是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它的社会性;普通法的认同使得个人产权意愿高涨;光有经济基础还不够，形而上的道义也必须存在，此时看似无形的宗教为议会提供了&ldo;超越的使命感&rdo;。

从更大的视角审视，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系的演进，可见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是交易，有成本，有收益，清晰的产权对政治活动也很重要，从私人契约到公共契约背后，仍旧有类似的逻辑，科斯定理同样成立。

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就曾强调，&ldo;给定初始的政治资源分配，如投票权、游说权等，在给定的制度框架内，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将会达到最优的制度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与政治资源的初始配置无关&rdo;。

由此可见，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制度也必须是应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变化而生，正如白芝浩所言：&ldo;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凡是社会需要的，政府都会去做，凡是社会不想要的，政府都会予以禁止。

&rdo;

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忽略经济在大历史中的强大逻辑。

事实上，人性恒常，经济自有其隐匿于历史细节中的推动力，正如英格兰银行诞生之后的变化显示，征税与代表权一旦内嵌入社会结构之后，其实也为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

[47]肯尼思&iddot;o&iddot;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48]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2010。

弗格森：感谢大英帝国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张五常除了经济学为人称道之外，短文更是一绝，洞察力不俗。

他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ldo;向港英致敬&rdo;的小文，其中写道：&ldo;明知是难以避免的消息，听起来仍是心有戚戚然。

我拿起笔，笔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向港英致敬!&rdo;

这五个字看来容易，却也很容易在非左即右的今天被看作&ldo;头号带路党&rdo;。

&ldo;港英&rdo;，也就是大英帝国，往往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化身，在过去一个世纪，无论来自外部的批判，还是帝国内部的自省，对于大英帝国的过去尤其是殖民历史，评价大多归于负面。

然而，时下也流行&ldo;大反转&rdo;，对于大英帝国的褒贬标准也出现新的迹象。

张五常的半个同行、金融史学家尼尔&iddot;弗格森也屡屡对大英帝国表示敬意。

尼尔&iddot;弗格森，用流行的词来说是跨界高手，苏格兰人、牛津博士、哈佛教授，跨金融与历史、媒体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