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究竟什么地方出错了呢?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ldo;委身&rdo;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ldo;变故&rdo;，使得世界各国都为之而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雷曼还是花旗等代表性机构，也在拷问利润追求与经营模式的边界，这更是对于银行与证券边界的拷问。

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因为银行业与证券的投机狂潮，迫使民主党参议员卡特&iddot;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iddot;b&iddot;斯蒂格尔合理推动《1933年银行法》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此举事实上是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树立防火墙。

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监管自由狂潮，该方案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为十年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这是巧合，也是历史的机会，而历史也是在试错中发展，更好的监管并不等于更严的监管。

从金融进化的角度而言，最终埋葬人类自身的只能是我们的贪婪，监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场。

梳理中央银行形成与金融危机冲击等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市场动荡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与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谁又来充当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更或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呢?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基本出清完成，但对于世界来说，危机可能还没结束。

当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资本主义。

其后一两年，欧洲的福利主义又将欧洲国家拖入债务狂潮。

从北欧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再到希腊危机，再到&ldo;欧猪五国&rdo;（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暴露，世界怎么了?直到今天，欧债危机仍旧在蔓延恶化。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发的可能。

债务危机只是经济在金融层面的反应，欧元区的问题在于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政策，长久来看，必然面临痛苦改革。

福利与效率之间，这不仅是经济的困境，更是民主与政治的困境。

欧洲的危机还在跌宕，我们终于来到全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21世纪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世纪，中国的gdp不仅超过了日本，而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

中国国内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自信鼓吹，国外有&ldo;金砖国家&rdo;、中美两国、g2等说辞。

问题在于，中国是否真的可以置身金融危机之外，毕竟中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曾在追赶过程中品尝过金融危机的痛苦。

新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发生在中国身上?这将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

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ldo;4万亿&rdo;出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两倍、印度的五倍。

不仅如此，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

中国世纪真的来临了吗?盛世之下，债务危机露出端倪，一方面地方债务累积，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横生，导致2014年出现首单刚性兑付违约。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去杠杆大时代，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提防债务风险。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本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无论是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房地产，最终的表现就是债务。

而过多的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