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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

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

因而中央在决定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

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

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

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

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

他认为&ldo;特务如麻&rdo;，&ldo;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rdo;。

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ldo;坦白&rdo;典型。

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ldo;红旗党&rdo;，河南省委是假党、&ldo;红皮萝卜&rdo;，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ldo;红旗党&rdo;。

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ldo;抢救失足者&rdo;的报告。

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

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ldo;抢救&rdo;大会。

&ldo;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lso;抢救&rso;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

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

&rdo;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

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

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

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

应当说，从习仲勋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干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ldo;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rdo;，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在整风转入审干时还是小心谨慎的。

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

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

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

习仲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

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

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

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勋同志对绥德审查干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

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

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勋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干，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

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ldo;红旗政策&rdo;，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ldo;红旗党&rdo;、&ldo;水萝卜党&rdo;，&ldo;外红内白&rdo;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ldo;抢救失足者&rdo;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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