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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仲勋在薛家寨养伤的日子里。

四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旬邑、宁县、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结束了外线作战的任务之后返回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会上以杜衡与刘志丹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展开激烈争论。

杜衡是在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ldo;围剿&rdo;时由西安返回部队的。

他在困难形势面前完全丧失了信心。

他认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人力量大，部队天天忙于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

因而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

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南、华县一带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南下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

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在距离薛家寨十里以外的北梁村举行，正在养伤的习仲勋起身行走困难，不便出席。

但是，他身负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主席重责，仍旗帜鲜明地向特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以后他曾回忆说：&ldo;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

&rdo;习仲勋负伤后，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后来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ldo;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

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rdo;

遗憾的是，多数人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机会主义者的武断专行。

杜衡凭借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在会上粗暴地打断了刘志丹的讲话，并无理地给刘志丹等人扣上&ldo;一贯右倾&rdo;的帽子，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了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

他反复在想，此举事关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草率从事，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大错。

当然，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预料到南下的最后失败。

当时只是担心红军主动离开陕甘边区，会直接危害到这块根据地的安全。

但是，当会议已作出决定，习仲勋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出来。

此次联席会后不久，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六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原，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八十余人。

翌日，又行军一百余里抵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

渭北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

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用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辞藻掩盖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诡谲行为，是机会主义者品格低下的一个共同特征。

实际上，杜衡对部队南下的艰苦性心里是清楚的。

他在前一天还眉飞色舞地侈谈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却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笔现款，以向省委汇报为名脱离了部队，绕道去了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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