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拨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

可是，没有人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确实不好打。

好不容易打通了，对方的语气一点不像刘法官那么温柔。

这不仅仅因为接电话的人是男士。

我听说主任叫徐阳，于是，就找他，对方说不在。

我只好说找傅国忠。

他以一种警惕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您贵姓？他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对方不愿告诉我他的姓氏。

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无法问出对方的姓氏。

对方连姓氏都不肯告诉我，这使我真觉得心里不温暖。

我说官司的事儿。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从天津中院那儿要回卷宗。

他说你就等等吧。

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不耐烦地说，到时候就会通知你了。

然后，挂电话的声音也让你感觉有些无情。

这期间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并找到了审判长。

我自报了家门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迟迟不肯将卷宗从天津中院要回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否有点儿不正常呀？我的语气是不带一点谦卑色彩的，甚至带着刺儿，也带着我这么多天的郁闷。

显然惹得对方很不高兴的。

他马上反唇相讥：判到天津时，七个多月没开庭，你怎么不认为不正常呢？

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

倒也是，假如天津那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来之前就已经开庭了的话，那么，岂不就是另一番风景了？！

我劝自己，听天由命吧!

转眼又到了2003年。

二月份时，我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通知，要到北京来学习了。

我打算这一回到北京后，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找他们当面问问。

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让我立刻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到北京去。

于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拨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

我还是没有找到徐阳。

也没有找到傅国忠。

我又问他，你贵姓，他仍然不肯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他的口气很不耐烦。

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给我个答复，否则，我将以我的方式采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拖个没完没了。

我这是先给你们通报一下，别怪我到时候做出来与你们不利的事情。

我越说越理直气壮，似乎带有威逼成分。

对方的口气显然软下来了，他说会尽快给我回话。

果然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口气收到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