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从9月12日说起。

那天，我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拨通了电话。

每次都是一位女士接的，她们的声音都是柔曼的，我分不清哪个是法官的声音哪个是书记员的声音。

她们都是女士，声音都挺悦耳。

我说出法官姓名，对方说她休假了。

我忙问休多长时间。

答曰：下周一上班。

下周一就是15日。

14日一早我就到了北京。

15日上午，我估摸着法院刚上班时，就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刘法官，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存和善。

我与她通过无数电话了，对于她的声音应该是极其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会把她们办公室里其他女士接电话的声音误以为她的声音。

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宣判。

她说，就这几天吧。

我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

想问个水落石出，却又因心里没底，生怕问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我显得吞吞吐吐。

我试图探出点消息，哪怕凤毛麟角。

但是，她是个职业素质非常好的法官，她的态度给你希望给你安慰，但说出的话，却让你无法找到你渴望知道的任何结果。

我也不便于直截了当

地问，我只是试探性地说，不会有什么太离谱的判决吗？她就笑了。

然后，她说，她们厅里有人看了我的《西部生命》，赞叹我的文笔非常之好。

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

静等着她的下文。

而她却不再往下说了。

多一句话她都不说。

我揣摸着她说的这个事儿，与判决结果的关系。

还是不够明晰，索性直接发问了。

我说宣判结果能让我满意吗？她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放下电话不长时间，我从外面转回屋，无意间发现手机显示出有个未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