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参与后，帝制活动果然大有起色，而筹安会的发起，据说也是梁运动的结果。

前面说到，袁世凯曾派杨士琦到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布宣言书，认为由该院讨论国体问题不合时宜，应诉诸&ldo;多数国民之公意&rdo;。

一时间，热中帝制运动如杨度者，颇感摸不着头脑，遂前往请教张一?：

此宣言书发表后，杨度忽然夜间来访，说：&ldo;我与总统的关系不如你们之间的交情那么久，今天忽然有&lso;不合时宜&rso;的谕令，究竟总统的性情如何，请告诉我。

&rdo;我说：&ldo;这样的话，你必须将此事主动告诉我，才可以讨论。

&rdo;杨说：&ldo;我本来打算回湖南的，士诒说，总统有大事须要你出头。

实际上我也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但我向来主张君主立宪之说，所以愿意做这件事，今天为何有这样不同的言论呢?&rdo;我说：&ldo;我告诉你两件事，一件是前清预备立宪，一件是苏杭甬铁路，事前（袁）全都坚决拒绝，事后则翻然改计。

你做这件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就危险了!&rdo;杨听了此话，吃惊不小。

翌日，朱桂莘（即朱启钤）54等约杨谈话，其意志又坚定起来，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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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的公决国体、选举皇帝的闹剧，&ldo;十人密电&rdo;向各省将军、巡按使指示机宜，申明&ldo;主座&rdo;的意见，无一不是出于袁的授意，则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凯自己，所谓&ldo;民意&rdo;、&ldo;公决&rdo;等等，只是他及其亲信制造出来的遮羞布，为的是解决他&ldo;背誓失信&rdo;的难题而已。

自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ldo;六君子&rdo;发起筹安会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用心即大白于天下了。

而前述所有潜在的反袁势力，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活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氏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

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广东新会人。

梁早年科场得意，后师从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与袁世凯曾同为维新同志。

变法失败，梁亡命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党，鼓吹君主立宪，在本书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绍。

入民国后，梁热中于议会政治，与熊希龄等组织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是袁世凯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

梁氏绝顶聪明，学识渊博，缺点是热中政治，心有旁骛，学问虽博，而失之于不精不专。

梁这类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ldo;治国平天下&rdo;的抱负，所以梁也是个&ldo;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rdo;的角色。

梁的力量，在于他的那一支笔，为文不拘绳墨，自创了一种&ldo;新民体&rdo;，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而又&ldo;笔端常带感情&rdo;，在清末民初，不知倾倒了多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

帝制运动期间，梁所作反对君主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曾出价二十万元，买它不要发表，此数额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见其文章影响力之大。

袁对于梁，以金钱、高位笼络之，羁縻之，甚至还让进步党组织了一届内阁;但在内心里，则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徒托空言、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成不了大事。

梁在帝制发起前后，曾数度致信袁世凯，苦谏他不要称帝，可见他有谋国之忠，反袁不纯从私怨，但袁将其言当作了耳旁风。

梁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作为政坛名流，有社会影响，有舆论号召力，这确是轻视不得的。

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的是这两杆子。

梁就是一流的笔杆子，而枪杆子，自然非他的学生蔡锷莫属了。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

蔡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十五岁时由湖南学政徐仁铸（维新派）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