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自青年时起，甲午、庚子……，国家一步步衰败，他是亲眼看着走过来的;但那时他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所以没有当事人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感受。

现在则不同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由他批准盖印生效的，当年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现在是感同身受了。

所以袁世凯又于一周之后发布训令，就是本章篇首收录的密谕，密谕详述日本的图谋和&ldo;二十一条&rdo;谋我之凶险用心，提醒国人警惕重蹈朝鲜的覆辙，言下极为沉痛：&ldo;疾首痛心。

惭愤交集。

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

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心）为亡韩之续。

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

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66。

&rdo;袁世凯密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则我应牢记&ldo;兼弱攻昧，取乱侮亡&rdo;的古训，全国官民应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精神，励精图治，以待将来。

从&ldo;二十一条&rdo;交涉的全过程来看，看不出袁如何卖国，如何与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迹象。

反之，袁极力拖延，交涉达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据自始至终参与了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晚年回忆，日本在交涉中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

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

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

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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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涉中，袁世凯明里暗里地大施纵横之术，对日本欲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图谋，穷其智计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况，政府亦及时向各省和驻外使领馆通报;条约迫订后，他全无交易达成后的窃喜，而只有蒙受奇耻大辱后的锥心痛苦。

针对条约有关内容，袁世凯亦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ldo;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rdo;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议案68，以扼制日本蚕食国土的阴谋。

故所谓&ldo;卖国&rdo;一说，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造谣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凭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凯当时刚刚当上正式大总统，帝制运动尚未开张，最能说明日本未以&ldo;称帝&rdo;作为诱饵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来华之前就&ldo;二十一条&rdo;问题向外相加藤明高请训时，提出&ldo;要向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威胁、劝诱，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rdo;中所列出的五条&ldo;引诱条件69&rdo;中，并无支持袁搞帝制之说。

&ldo;二十一条&rdo;交涉中不存在&ldo;卖国&rdo;问题的另一有力反证是，袁氏称帝时，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战争的元勋，在讨袁檄文中，并未提出所谓&ldo;卖国&rdo;问题。

&ldo;二十一条&rdo;交涉时，蔡、梁等均为政府中的要员，悉知签约的内幕。

袁如有卖国行为，他们后来反袁时，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为起兵的重要根据。

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ldo;局外虚骄症&rdo;，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ldo;同情&rdo;（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

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ldo;卖国&rdo;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

所以自古就有&ldo;清谈误国&rdo;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