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职军官，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北洋讲武堂，所有带兵军官均须到此学习进修，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一百八十名，共培训了七百四十名在职军官。

1906年6月，袁又奏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即预计开办的武备大学堂），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学员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

这些学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当时的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

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率领各校全体学生一千多人于道旁跪拜迎接。

平时，袁世凯则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在保定，&ldo;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rdo;。

如果说袁世凯有拥兵坐大，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臣的野心的话，那也是在北洋时期萌芽的。

他在北洋有了相当的权势和财力，得以广泛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业。

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还聘用了日本顾问，并将李鸿章原来的幕府人员全部接收为己所用。

这时候有个叫杨士骧的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县人，进士出身。

是李鸿章晚年的亲信幕僚。

庚子和议期间随同李氏办事，颇为得力，由李保荐为直隶通永道，次年擢升为直隶按察使。

杨士骧为人&ldo;敏活机警，善揣摩人意41。

&rdo;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长直隶后，杨向袁献策说：

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即左宗棠，湘阴为其籍贯，为尊称），一为李合肥（即李鸿章，合肥为其籍贯，为尊称）。

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后，迁徙调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权，致使纵横十八省的湘军，几乎成为祭祀上的摆设（告朔饩羊），仅仅剩下了一个名词了。

合肥较能掌握淮军，连年频发事故，于是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

如今公继之而起，如果能够尽竭全力，扩练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望北洋）如泰山北斗（&ldo;望岱&rdo;）了。

他时（业绩）应与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即张之洞，南皮为其籍贯，是尊称）算得了什么呢!42

袁世凯自小就立有当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杨士骧这番话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于是视杨为知己，对杨&ldo;深依赖之&rdo;。

他常对人说：&ldo;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即张佩纶，幼樵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为其字）、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季直为其字）只能算是半个而已43。

&rdo;此后，袁对杨器重之外，还极力保荐，在袁的提携下，杨短短几年之中，升迁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东巡抚，直到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从袁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用人的另一过人之处，即他并不在乎他人与自己关系的深浅远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携不余遗力，把官职权位看得如同金钱一样无足轻重，不过是用以笼络人才的工具而已。

这真正是做大事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看一个上司是否有为，值不值得部下跟从，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惟亲就可以了。

凡吝惜名器金钱，好搞小圈子的领导者，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于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狭，用人自然就难于惟能是举，五湖四海了。

袁世凯深解杨士骧话中的三昧，决心借练兵扩军这个大题目保住并扩充军权，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

但练兵扩军离不开钱，除去清廷下拨的专用经费外，袁还多方罗掘。

通过大办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充实地方财政外，据说袁世凯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

一笔出自李鸿章。

1903年，梁士诒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据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