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六月，肃宗大举贬斥以房琯为首的旧党人物，杜甫被贬为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同年冬，从华州赴洛阳探亲。

次年离开洛阳，回华州任所，途经新安（今河南新安县）、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石壕（在今河南陕县东南）等地，目睹这场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征丁抓夫的惨状，写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

相州溃败，这对当时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事件，在正史中却以简单的几笔带过。

杜甫这组诗，对此作了极其真实、具体、深刻的反映，成为后人了解唐代社会的珍贵文献，这正是杜诗作为“诗史”

能够补充正史、超过正史的地方。

根据唐代的兵制，征兵的对象是年满二十三岁的成丁，一户有三丁则征一人。

但在杜甫诗中，情况已全然不同。

在新安县，由于壮丁都已入伍，无丁可征，只得退而求其次，征未成丁的中男，但没有人去想一想：“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当然更没有人去理会新娘哀惋的呼问：“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即使在战争中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也跳不出官府强征入伍的巨网。

石壕村的情景更加凄惨，那个老妇已有两个儿子战死，家中惟剩衣不蔽体的媳妇，以及嗷嗷待哺的孙儿，但为了应付征役，竟然也被抓去当差。

与她同命运的是一个老翁，子孙都已阵亡，自身依然难保，投杖从戎，使同行的人也为之辛酸。

这组诗写战乱中丁男俱尽，役及老妇，男女怨旷、家破人亡的惨酷景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即使在这种几乎无法生存的境地中，一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百姓，居然还是忍了下来。

统治者眼中的愚民、顽民、刁民，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异常通情达理。

统治者播下祸种，造成灾难，毁掉多少家庭；而普通的百姓，为了纾救国难，吞食了苦果，承受了牺牲。

尽管儿已阵亡、孙幼待哺，《石壕吏》中的老妇还是表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尽管子孙阵亡，老妻无依，心中惨切，愁绪万端，《垂老别》中的老翁，还是毅然作奋身保国之语：“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尽管新婚之夜即生离死别之时，心乱如麻，柔肠寸断，《新婚别》中的新娘还是这样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尽管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母子饮恨，终身酸嘶，《无家别》中的单身汉，还是以此自解：“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在如此悲惨的状况下，竟能说出如此感人的言语，无怪后人读了这些诗，只觉血泪满纸，声情宛然。

辞虽旷达，意弥沉痛，真椎心刻骨、至性至情之言。

在新安道中，杜甫对那些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尚能作些宽慰劝勉之语，当他离开石壕村时，面对呜咽不止的老翁，已经无话可说了。

到写“三别”

之时，诗人甚至放弃了“三吏”

中所用的问答体的形式，让那些不幸的行者自己出来讲话，直叙其哀怨。

这决不是诗人的态度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恰恰相反，他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沉痛，越来越愤激。

诗人在石壕村的沉默，是因为面对这种不幸，空泛的劝慰已经毫无意义，是因为诗人的隐痛，已经难以言喻。

当他作“三别”

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站在一旁，作客观的描述。

他写《新婚别》，己经化身为那个新娘；他写《垂老别》，已经化身为那个老翁；他写《无家别》，已经化身为那个单身汉。

这些叙述，似乎不是他在一旁听来的，而是从他的肺腑中流出，出自他切身的感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