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

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来了。

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

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

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

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

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

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

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

他痛心地倒钩下了脑袋。

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别。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

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

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

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第二次相遇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

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

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在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

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

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

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访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