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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2页）

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

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

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

；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

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

……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

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

（黎东方《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

，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后的客观评论，如果放在当时，则属于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

。

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抗战前景极为悲观，也就是“不能打，也不应该打”

。

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国民党高层有一个被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

的沙龙，汪精卫当然是这个“俱乐部”

的灵魂。

但“不能打”

还不是动机，只是一种认识和判断。

毕竟这个“低调俱乐部”

的人并非个个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适），毕竟“不能打”

后面还有一个“却不能不打”

。

我认为，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一类。

根据其人的经历、性格、地位、信仰，及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毋宁取其所言，动机中包含有救国救民之心。

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

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

，一九三三年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一九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

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

陈公博回忆，汪始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

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汪更加认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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