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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2页）

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

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

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发经济来了。

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的方向发展。

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

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

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

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

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

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

。

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

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

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叛徒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内奸、工贼也差不多。

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

还是“跟刘”

来划线，他是发动“抓叛徒”

，一抓一个准。

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

为主，那就差远了。

文革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

的帽子。

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

过去，结果就是叛徒。

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应对著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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