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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2页）

由于军机大臣权力地位特殊，其往往成为内外大臣争相结交的对象，因而最容易与内外大臣形成利益上或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威胁到国家政局稳定。

清代对于危害皇权稳定的朋党问题非常敏感，常常积极地进行严密防范，一有苗头，则严厉打击。

早在清朝开国之初，康熙帝就曾这样表示：&ldo;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

如或分门立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

历观前代，莫不皆然。

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

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

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难宥。

百尔臣工，理宜痛戒&rdo;。

康熙时期的朋党问题非常严重，主要起因为太子之争。

而且此事越闹越大，日益威胁到朝廷的政治稳定。

所以，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发布了《御制朋党论》，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朋党的发展，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ldo;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

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rdo;。

其中强调了臣节，并将其作为评定优劣的最高标准。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雍正帝对封疆大吏的看法是：&ldo;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

但恃其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此等之人，贻害甚大……但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rdo;。

这样以来，&ldo;操守颇廉&rdo;的查弼纳、杨名时、张楷、魏廷珍等人受到指责；而敢于迎合皇上的李卫、朱纲之流则被雍正看做心肠好、实心任事的&ldo;大能人&rdo;，这就有点儿矫枉过正了。

乾隆帝即位之初，军机大臣、雍正朝遗臣张廷玉被赶出军机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长期担任军机大臣，犯了骄横的毛病，而逐渐与外臣结交。

还有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一度担任军机处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乾隆对他也多有怨言，其原因就是他&ldo;作为军机大臣已久，颇接外吏，通声气&rdo;；不仅如此，他为了获得世袭爵位，竟然频频向内廷太监打探消息，这其实犯了官场大忌，让颇为看重权力的乾隆深恶痛绝。

和珅操纵朝中大权20多年，因拥有空前的权势和皇帝的专宠，所以有各级不少官员巴结他。

他贪财好物是出了名的，但他与官员的接触仅限于聚敛财富的目的，对结党营私这根高压线向来很敏感。

因为他知道这是皇帝的一大禁忌，所以决不轻易与同僚结交，尤其是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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