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25）。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

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ldo;零增长&rdo;的即很值得研究）（26）。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ldo;置之度外&rdo;。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27），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28）。

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29）；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30）。

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

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

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

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ldo;生三计之&rdo;（即一变为五矣），&ldo;子各娶妇即有八人&rdo;，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ldo;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rdo;（31），皆有成倍的增加。

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ldo;低生育率&rdo;，已经达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peril;（32）；这哪里是什么&ldo;低速成长&rdo;了（33）？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34）？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ldo;科学论证&rdo;，而不过是&ldo;抛砖引玉&rdo;罢了。

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

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ldo;修复&rdo;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ldo;科学分析&rdo;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一起，将会产生&ldo;不伦不类&rdo;的结果（35）。

这一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ldo;低速成长&rdo;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peril;，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36）。

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ldo;是一个虚构的命题&rdo;，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peril;，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9&peril;而已。

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37）。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

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

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

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6亿（38）；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168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6亿（39），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ldo;低增长&rdo;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一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ldo;以丁折口&rdo;，就成为一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

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笔者曾经使用&ldo;回测&rdo;（或曰&ldo;倒推&rdo;）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40）。

为什么不使用&ldo;预测&rdo;而采用&ldo;回测&rdo;？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一些。

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一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一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一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

前边所说的&ldo;不足7&peril;&rdo;，就是不同的说法之一。

1983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一问题。

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一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

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数字）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peril;左右。

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15&peril;或更高一些（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间）。

于是，以此&ldo;回测&rdo;计算出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

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历史上有没有过&ldo;先例&rdo;？实际上，汉代从公元57年至157年约一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9&peril;；宋代从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144&peril;（同期人口增长率为102&peril;）。

可见并没有什么稀奇（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