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多少偏重于学术思想，侧重于那些构成&ldo;思潮&rdo;的流行者或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而对其他种种则不大在意（特别是在思想史中缺乏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内容）；在研究对象上也偏好文人、学士，而对官员乃至皇帝等人的思想作为（包括意识形态），则不免有所&ldo;歧视&rdo;，更难及于普通人之生活想法与经营进取（如农民在生产上的&ldo;重副轻农&rdo;，在交易上的&ldo;同步反应&rdo;等）。

另一方面，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也过于重视&ldo;考据学派&rdo;。

这就难免&ldo;以偏赅全&rdo;，因此有学者提出，当时&ldo;考据学不是主流思想&rdo;。

（24）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清代的&ldo;文字狱&rdo;使得知识分子、文人不再关心&ldo;国家大事&rdo;了。

但上述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哪一个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显然，考据学家是不关心也不回答这些问题的。

但是朝廷上的大臣呢？那些将学问与经世相结合的&ldo;理学家&rdo;和&ldo;乡绅&rdo;呢？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几朝皇帝呢？不正是他们这一大批人在积极带头思考这些问题，制订政策，并付诸实施，创造出历史的鸿业？不错，古人重视&ldo;内圣&rdo;之学，但若因此而忽略了&ldo;外王&rdo;致用的一段，那恐怕真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误判！

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眼光，关注到这一个层面上来，从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来搜集资料，通过对这批人物&ldo;所思所想&rdo;和&ldo;实际行为&rdo;的挖掘研究，从而建立起&ldo;十八世纪经世之学&rdo;。

十八世纪&ldo;经世派&rdo;的活跃时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

出于种种原因，其后它就渐归消沉，甚至为&ldo;考据学派&rdo;所&ldo;取代&rdo;。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一个政策&ldo;收敛&rdo;期的到来，&ldo;经世之学&rdo;虽没有&ldo;无疾而终&rdo;，却似乎是越来越&ldo;过气&rdo;了。

实际上，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理路，及社会自发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于政治打压，也并非全由政府提倡，而&ldo;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rdo;。

（25）另一方面，种种学术的升降和风气的变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

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ldo;经世之学&rdo;只是一种&ldo;有限的&rdo;知识探求，未必为大多数学子所关心，而&ldo;考据学&rdo;则可供社会上一般士人&ldo;把玩&rdo;，何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以此为&ldo;职业&rdo;了呢。

（26）乾隆二十年代，&ldo;考据学派&rdo;随之兴起，蔚为风气，到乾隆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

这与乾隆朝政府政策进入一个较为迷惘的&ldo;无策期&rdo;，或许也有一定关联。

可惜的是，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ldo;经世学&rdo;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

有关遗产并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ldo;活着&rdo;而&ldo;有意义&rdo;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ldo;赋役&rdo;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经世文编》（或类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问世，世人对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学术，恐怕都会有一番&ldo;刮目相看&rdo;了。

也许，历史上就总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让后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无所作为？

讷亲的悲剧

在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中，&ldo;金川之役&rdo;俨然成了一出重头戏，它并非从正面，而是侧面，从官场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

其中一个要角不是别人，正是讷亲，没有他的失败就衬不出傅恒的成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