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关于查缴禁书的严旨督催下，各省纷纷行动。

一般都是先行&ldo;刊刷誊黄，遍贴晓谕&rdo;，造成声势，劝告藏书之家尽量呈交；继而又派出专人，或指定地方士绅、各学生监，深入民间详细察访。

如江西省&ldo;传集地保，逐户传谕，无论全书、废卷，悉令呈缴，按书偿以倍价&rdo;。

浙江则将候补教职人员分发原籍，因亲及友，清查禁书，并规定：&ldo;将来即以缴书多寡，为补用名次后先。

&rdo;在各级官吏的威胁利诱下，全国各地先后缴出大量的违碍书籍。

这些书籍，先在各省进行初步甄别，由地方官员分门别类，开其缘由，缮写清单，具折奏进；然后把书籍逐一包封，连同版片一起，派员解缴军机处。

此外，&ldo;匹库全书馆&rdo;也对各省采进本进行反复审查，查出禁书亦交军机处。

军机处收到这两条渠道解交的禁书，按韵编号，再交给翰林院官员，将书中&ldo;悖谬&rdo;之处逐条写成黄签，贴于书眉，或将应毁原因摘要开单呈进，经皇帝最后批准，即将书籍送到武英殿之字纸炉前，在军机处满、汉司员的监视下点火销毁。

随着查缴禁书活动的开展，查缴禁书的范围也日渐扩大。

最初，所禁书籍不过是有&ldo;诋毁本朝之语&rdo;的&ldo;明季末造野史&rdo;和&ldo;国初伪妄诗文&rdo;，至乾隆四十二年《字贯》案发生后，禁书范围扩大到了当代人的著作，乾隆四十三年又将宋人谈抗金、明人谈反元时&ldo;议论偏谬尤甚&rdo;者也列入销毁之列。

乾隆四十四年又先后扩大到某些地方志、戏曲剧本，以及&ldo;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之书&rdo;。

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的书籍遭到了禁毁，民间惧怕得咎而私自销毁的更无法数计。

（32）

乾隆朝文字狱&iddot;五（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六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广东番禺人屈大均诗文多有触犯清廷忌讳处，前于雍正八年通谕销毁，至本年查办明末清初野史等违碍书籍，广东查出屈稔浈、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诗文，两广总督比照&ldo;大逆子孙及同居之人皆斩律&rdo;，拟斩立决。

奉旨：&ldo;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

所有粤东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止须烧毁，毋庸查办。

其收藏之屈稔浈、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

&rdo;又曰：若经此番诚谕，仍不呈缴，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即不能复为轻宥矣。

乾隆四十年（1775年）

检阅呈缴应毁书籍时，皇上发现僧澹归所著《遍行堂集》系韶州知府汉军旗人高纲为之制序，谕：高纲身系汉军，且高其佩之子，世受国恩，乃见此等悖逆之书恬不为怪，匿不举首，转为制序募刻，其心实不可问。

使其人尚在，必当立置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