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案中，皇上还使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即指定专人专门负责，特别是那些督抚大员。

如在两江即由该省巡抚，在京师则由大学士刘统勋、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等，&ldo;经朕责成专办&rdo;。

不仅如此，皇上自己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如屡次谕令将罪犯解送（热河）行在，交军机大臣详细研鞫。

（21）

为拿获罪犯，在大吏专责之下，简派妥干员弁，或因首恶要犯不外奸僧，踪迹诡秘，所称法名俗籍，不足尽凭，甚至随口改捏，令于城外城内及市集村乡，凡有庵观寺院之处，一体留心访查（京师）；（22）或遴选兵役，悬立重赏，责令于坊店寺院食顿住宿之地，分头踩稽，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加盘问，露出诡秘形迹，立即搜查（直隶）；（23）或改装易服，带同干役，参差行走，先在城乡市镇，次及深山僻壤，一切庙宇歇店，并江岸海淀，严密访查（浙江）。

（24）并屡经降旨各督抚，一有情况，即六百里驰驿速奏。

由此看来，在&ldo;叫魂&rdo;一类案件里显示出来的，正是意欲实现国家的&ldo;中央集权&rdo;和从上到下的&ldo;政治一元化&rdo;。

尽管这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意图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ldo;现代化&rdo;，（25）许多相关的事例也表明，她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的代表。

这样的事，无论在康熙朝，还是雍正朝，可以说都没有过。

在这一点上，今上已超越了皇祖、皇考。

可惜的是，有一个想法与实现这一想法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何况他的目标也不是那么明确的呢！

几个月后，割辫案已经从山东、江苏、浙江，扩大到直隶、京师、湖北、湖南，甚至蔓延到了热河、山西等地，每省都发现了数件到十几件不等。

被捕者多系&ldo;奸徒&rdo;、&ldo;无赖&rdo;，所供不足凭信，而真犯却一无所获。

事后发现，他们也有几分可原之情，因为这些都不外刑求的结果。

皇上虽曾降旨询问：山东如何设法成招？巡抚富尼汉覆奏：并未刑求，到案即行供吐。

及至解京后，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发现外省所取供词，皆系承审官刑逼妄供，而各犯身受刑伤种种，现在尚未平复。

（26）其中僧人普阔本非割辫正犯，而系湖北黄冈县用刑逼认。

（27）浙江拿获僧人明远，曾令跪铁链三日，轮番审问两天两夜，不许打盹，随后毙命狱中。

（28）

特别严重的是，山东省最早抓获的两个案犯，蔡廷章和靳贯子，不但指证的为首要犯（浙江、江南僧人吴元、玉石），是因刑妄供，更可怕的是，他们本人根本就没有割过辫子！

（29）这就是严重的误导皇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