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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他特意引许到自己坐的地方，请其看看&ldo;那红木家具与那左图右史&rdo;。

商务印书馆此时已是一家有二十几年历史的老资格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界居龙头地位，想请新文化运动的明星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

这一年4月高梦旦曾到北京，多次当面向他表达这个意思，力劝他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并恳切地对他说：&ldo;我们那边缺少一双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rdo;胡适也不是完全没有动过心，但再三考虑，他还是放弃了。

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说：&ldo;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

但我是三十岁的人。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

&rdo;若干年后，高梦旦去世后，在他写的《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回忆这段往事：•&lso;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

我对他说：&lso;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

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了。

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

&rso;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二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自己配不配受高先生的托付。

&rdo;

商务的前辈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等人对他都十分诚恳，希望他留下来。

高梦旦对他说，要对编译所进行&ldo;革命&rdo;，而不是&ldo;立宪&rdo;。

商务当时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确实面临着挑战和转型。

但胡适在日记中说：&ldo;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

&rdo;他与编译所的许多编辑都有接触，包括杜亚泉、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李石岑、杨端六、胡愈之等。

郑振铎对他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写一个意见书，后来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所以不曾做。

他劝郑写出来，供自己做参考。

杨端六对他说，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郑心南对编译所很不满意，对他说：&ldo;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

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

&rdo;在对各方面工作做了细致的了解之后，他说自己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适合做这件事，决定回北大去。

不知郑心南的话是不是起了一点微妙的作用，他日记里评价郑&ldo;甚有思想&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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