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梦想从2005年开始，我离开了原来的公职，但我从来没有离开中国，每年我都要在特拉维夫－北京的航线上频繁往返，最多的时候一年不下10来次。

结束本书写作的最近一年2010年，我到中国的旅程留下了如下纪录：2月－北京，南宁；3、4月北京，上海，成都；6月－北京，贵阳；9、10月:－北京，昆明，丽江，上海，青岛；12月－北京，贵阳，深圳，香港。

读者也许感到诧异，我已经进入中国人所说的古稀之年，为什么还要如此不辞辛劳？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二故乡令我难舍难分。

固然有大学的任教委托，有农业和其他技术合作项目要继续完成，有亲朋好友需要探望，归根到底是心中有不解的故乡情结。

所谓故土难离。

我有一个梦想，假设有一天收到中国政府当局颁发的证书，表彰我对发展中国农业技术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我要让我的中国同伴为他们的以色列友人感到骄傲，让我的中国干闺女赵红和我的中国小孙子汤姆，为他们的以色列&ldo;父亲&rdo;和&ldo;爷爷&rdo;感到自豪。

我不知道这个梦想能否实现，但无关紧要，这不妨碍我将这个梦想留在心中。

48旅伴与我同行

本书的写作进入到了收笔的时候，2010年年底最后两天，我与合作者会见于香港，中国南海上一颗璀灿的明珠。

话友现在住在香港，他说他本是南方人，这里的气候更加适宜，退休以后每年的寒冬季节都到这里生活。

当然不光是气候，这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这里的人文环境自有它独特的吸引力。

中国之行的旅伴我在中国有许多朋友甚至还有干亲戚，但是自从我20年前初到中国以至最近共同写作这两三年时间，更多与我交往的是我的话友和笔友唐教授。

在我的中国之行的旅途上，话友与我一路结伴而行。

我在前面谈到过，我在198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是由唐教授负责接待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位谦虚、热心和思想开放的值得亲近的朋友。

自从我们到达北京以后，他一直全程陪同我们，他和他的同事给于我们最周全的照料。

我们都是同龄人，有着共同语言，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中国朋友在中以建立关系过程中的作用，只是后来才慢慢有所了解，原来还有更深层的背景。

返回以色列以后一段时间，我又再次访问中国，但一直没有见到话友，只是等到我出任驻华公使，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他后来去了国外，像我派驻中国一样，由上级派到美国担任公职去了。

唐教授的一位朋友，特意给我带来当年我们一起工作时共同经手的一份材料，唤起我对以往难忘时刻的回忆。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他姓唐，已经回到北京，我喜出望外，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十多年后相逢，世道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我们的友情依旧，或者说由于这些变化，更加证实了我们当初相识时的共同认知和期望，我们的友情更为加深了。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接触，我每次有机会到北京必定找他见面，我们两人各自的太太也成为了相好的姊妹。

难忘过去处身今天一片繁荣的香港，话友思绪万千。

话友说，还在二十多年前当他开始和我们以色列人接触时，就经常来到这里，那时香港还属英国殖民统治，而现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换了一番天地。

话友像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每个中国同龄人一样，难忘过去，难忘祖国昔日饱受西方和东方列强凌辱的悲惨历史。

他70多年的生涯，伴随中国现代的曲折历史进程起伏跌宕，和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想在这里引述《我的中国》里收录的唐教授一段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回忆：我童年时期曾经两次亲身经历过日本人侵入我们的家乡小镇，恐怖的场面仍然记忆犹新。

那时乡亲们从城里向外逃难，我和我姐姐分别坐在母亲用竹扁担肩挑的两个竹箩筐里，惊恐地裹在人潮当中往前窜动。

我们逃到偏远的大山沟，卷缩在灌木丛里躲藏。

山那边不断传来清脆的枪响，等到夜幕降临，我们下山回到借居的村里，才听说死了人的恶耗。

有一次上山躲难的时候，我们邻居一位大概只有14－15岁的女孩，没有跟上队伍，在山脚下被日本人抓走了。

待到混乱过去，山沟里寂静下来，女孩才慢慢爬到山上，身上披着的衣服又破又脏，低着头，泪流满面，大人们都跟着哭起来了。

我知道她是被欺负了，但是还不懂得什么叫奸污，只是过后听大人不断严厉警告我们小孩子：看见什么不得乱说，我才猜想出了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