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政府并非一直执行&ldo;闭关锁国&rdo;的政策。

在顺治帝、康熙帝期间，中国还曾起用外国人在朝廷任职，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如汤若望、南怀仁等都相继担任过钦天监的职位。

在此期间，西方的历法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谈判时，康熙帝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后由传教士白晋等人与中国人员一起，耗时十年，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地编测的地图。

而乾隆时期的《乾隆内府舆图》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这就使中国长期以来的模糊边界变得清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18世纪初至18世纪下半叶，欧洲先后有3套关于中国的资料全集问世，内容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这些资料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者批判欧洲弊端的借鉴。

但是，许倬云先生指出&ldo;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

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状，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rdo;。

但是，西方国家在十七八世纪以后为什么突然飞速发展，而一直领先的中国却在这个时候落伍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学者唐德刚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认为：&ldo;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rso;&lso;社会重于国家&rso;&lso;也。

&rso;&lso;国家&rso;&lso;者，社会之&rso;&lso;上层建筑&rso;&lso;也。

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rso;&lso;国家强于社会&rso;&lso;也。

社会为国家之&rso;&lso;上层建筑&rso;&lso;，其结构之形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rdo;这个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积累下来的弊端。

皇帝一个人管全天下的事情，可以说是军政一体，难免会独断专行，就像乾隆，他明明看到大臣的谏书，说国家吏治腐败，可是他就是不想知道这些事，知道也装作不知道，还说那个大臣是造谣，这也是人的本性，谁都爱听好话。

皇帝自己不能辨别真假，这就没办法了，大家只好跟着他一起装，一起歌颂太平盛世。

一个国家就在赞颂声中慢慢葬送。

浴火的天堂

提到圆明园，总会平添一抹沉重的色彩，似乎一段刻意忘记的伤痛却总在心头萦绕，躲不开，逃不掉……有时候会很遗憾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无缘得见圆明园曾经的惊世繁华，可是，即便时代对了，也不一定能见到，圆明园是帝王之家啊，大清朝六代天子曾经在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国家事务，所以圆明园还有一个名称叫&ldo;夏宫&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