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已经十三岁了，因为是&ldo;庶出&rdo;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

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概括为一句话：&ldo;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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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

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ldo;易储&rdo;（更换太子）的局面。

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于是乎有所谓&ldo;妖书案&rdo;的发生。

所谓&ldo;妖书&rdo;其实称不上&ldo;书&rdo;，不过寥寥数百字的揭帖（传单），题目叫做&ldo;续忧危竑议&rdo;。

为什么要叫&ldo;续&rdo;呢？因为先前已经有过&ldo;忧危竑议&rdo;了，这次是&ldo;续篇&rdo;。

饱学之士吕坤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曾把历史上的&ldo;列女&rdo;事迹编成一本书，题名《闺范》。

不久太监购得此书，传入宫中。

郑贵妃命人增补了十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其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闺范图说》。

郑贵妃把自己列入&ldo;闺范&rdo;之中，意图是昭然若揭的，由此看来《闺范图说》与《闺范》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两者的编写初衷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料有人把两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题为《忧危竑议》，把一本经过别人篡改的议论妇女道德的书，加以政治化、现实化，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清算吕坤。

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ldo;机深志险&rdo;，&ldo;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rdo;。

吕坤蒙不白之冤，立即写了《辩忧危竑议疏》向皇上辨白：&ldo;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

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rdo;

&ldo;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rdo;显然，他编写的《闺范》后来被人改头换面成《闺范图说》，与他无关，不能说成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ldo;结纳宫闱&rdo;。

吕坤当然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