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福特对&ldo;保守主义运动&rdo;持更多同情的立场，他也不可能促进它的发展。

他的职责是治愈水门事件后国家遭受的精神创伤。

1974年，选民中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下降到21％。

[21]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共和党靠不住、无能，与大公司打得火热。

[22]在被问及共和党做过的善事时，23的选民的回答是根本没有。

[23]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推出的广告相当绝望地问道：&ldo;做一名共和党人什么时候容易过？&rdo;[24]有一些右派成员考虑过放弃老大党而另觅他途‐‐建立新党，甚至投奔民主党。

维格里预言道：&ldo;不出10年，全国自称共和党的人将不超过一打。

&rdo;[25]

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过什么戏法，使里根摆脱灾难而成为总统？答案部分可以从右派的对手吉米&iddot;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

就在尼克松辞职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终下跌到比尼克松还低3个百分点。

但相比之下，里根之所以能够当选，更多地是由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数在不断上升。

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一最大的保守派团队，决心将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声浪变成一场连贯的运动。

基层战士与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并进。

对于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派的过激行为，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黄金机会。

巴克利的《国民评论》展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尔顿&iddot;弗里德曼一度显得激进危险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崇拜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培养的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任何机构，尽管打算实施其思想的国家似乎只有智利‐‐一个国际弃儿。

然而，右派知识界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走‐‐20世纪60年代是他们的转折点。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于美国民主党的核心地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纽约和波士顿以学术为生。

但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哈佛学者‐‐面容清癯、具有贵族血统。

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代。

有一些成长在意第绪语（3）和英语并用的家庭里。

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员欧文&iddot;克里斯托尔（irvgkristol）、丹尼尔&iddot;贝尔、西摩&iddot;马丁&iddot;利普塞特（seyourartlipset）和内森&iddot;格莱泽（nathanglazer）在20世纪30年代都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

当时，纽约城市大学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学的纽约穷人和犹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