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

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ldo;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rdo;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

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ldo;右倾&rdo;的帽子。

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ldo;左派&rdo;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

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

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

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学校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员着手建党建团，四师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成为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青年人在这所学校能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能经受革命熔炉的洗礼，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

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统治下的一块净土，敌人称之为&ldo;赤化的大本营&rdo;，可惜这块阵地过早的且轻易的丢失了。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

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

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

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

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

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

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

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

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

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

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