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种能够超然评判官方行动的公众舆论‐‐因为仅有的&ldo;无官无职的公民&rdo;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

国内舆论对当时的情况无从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国内标准来作衡量，但这种标准十有八九并不适用。

俄国人和法国人依赖德国生活，不在乎负有&ldo;对德国人残忍&rdo;的名声，毫不隐讳他们是来捞一把的。

这样一来，他们无需那么彻底地与德国人脱离接触，决意与之交往，而且处理得比较自然。

相对地说，既然对他们所寄期望不大，因此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批评也就不多了。

一个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外国政府在能赢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极的承认之前，必须首先显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德国人正在警觉地观察着盟国在战争时期那样大张旗鼓宣传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他们急于要指出他们新主子的缺点和不足。

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应付自己的困难，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势；甚至那些人并不相信占领国是在有意让德国人挨饿，有意破坏德国工业好使他们自己摆脱竞争，也不认为有灵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

因此，尽管德国人有顺从的习惯，政府的113权力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范围。

背着政府搞的那些勾当谁都不闻不问。

这种缺乏道德权威的现象，因通讯联络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

结果在这个国家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

只要你有办法抛出高价，引人上钩，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手。

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

按道理从这个占领区到那个占领区是禁止通行的，为了解决住房的难题，当局在1945年12月规定，德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过宿三夜以上。

实际上新建立的警察无法执行这些规定，而想违法的人总是能够找到门路溜过占领区边界的。

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谋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粹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

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山埃米特或希思&iddot;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

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踏脚板上。

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

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

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

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

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114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

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五个孩子。

……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