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丘吉尔同罗斯福都不喜欢&ldo;对一个我们尚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计划&rdo;。

他在1944年末给艾登的信中说：无论是在这场斗争刚刚结束，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不可避免地紧接着要变得冷静的时候，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上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要想在小小的篇幅里都写出来，那是错误的。

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仅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毫无用处。

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地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两步而已。

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到所有目前还潜伏着的事实和力量都显示出来。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使得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们把这一政策描述为&ldo;不仅是对德国采取强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规避讨论德国前途的公式&rdo;。

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挫伤了希特勒集团内部反对派的情绪，使得德国在苏军到达欧洲心脏地区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

丘古尔在回忆录中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四点。

第一，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用来&ldo;博取同情的&rdo;主要论据之一是这种夸张失实的说法，即盟国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条件；1945年以后德国人一再企图让他们的征服者按海牙陆战公约承担明确义务，由此看来，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重蹈覆辙。

第二，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国人确信侵略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接受了一个德国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上述教训就会被遗忘殆尽，正如1918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会争辩说：要不是提出投降条件的人在国家背后戳了一刀，战败的命运是能够避免的。

德军必须抵抗到底并在战场上忍受明显的失败。

第三，即使反纳粹的反叛集团力量很强大，能够上台，对于那时盟国注定要坚持的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稍加考虑，也是颇为可疑的。

&ldo;我记得有好几次曾试图起草能使征服德国者息怒的媾和条件。

写出来后，它们竞是如此骇人，而且事实上绝不能办到，以致把它们公布出来，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

&rdo;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于无条件投降，那就势必引起俄国人对盟国的怀疑，大大增加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危险。

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个意图行动的话，即一旦把最后一名德国人驱逐出俄国领土，就停止进军，那么英美两国的任务将大为复杂化。

这种障碍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因为据说斯大林一直赞同起草确切的投降条件。

如果说决心把拟定德国投降条件的工作推迟到最后一刻钟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那么听任感情用事，随意违背这个方针，就无意义了。

要么对那些由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草拟的方案加以仔细研究，要么对这个问题干脆回避。

实际情况是这样，问题在最高一级谈谈停停地讨33论过几次，而且讨论时没有任何背景材料。

具体地说，丘吉尔面对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