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联制度中多元化的确立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也应当指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没有实现。

如果我们不再解释事实，而是作出一种假设‐‐&ldo;这本来可以发生，实际上却没有发生&rdo;，就有理由这样来推测（不过，当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是在两个具体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采取另一种立场的话，国内就可能产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制度架构。

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是1990年3月通过最高苏维埃投票、而不是通过直接全民选举来推选苏联总统的决定。

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进行直接选举（不仅仅是所说的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决定的话，那么从把大多数共和国留在革新后的自愿联盟中的角度来看，这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下面将详细谈到这一点）。

第二个决定是戈尔巴乔夫关于共产党暂缓公开分裂的决定，从建立可以巩固联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国的政治架构的角度看，这是个重要的决定，而从进一步加强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在一些谈话中曾认为可以实行政党竞争。

1985年亚历山大&iddot;雅科夫列夫以个人名义致信戈尔巴乔夫，信中建议把苏共分为两个党，从而使政治制度成为竞争性制度，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这视为对党的神圣的统一原则的蓄意破坏，他只是说这一想法&ldo;为时过早&rdo;［16］。

显而易见，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这一想法的确为时过早，刚刚当选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处由持有正统观点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让党分裂，尤其不能忘记，列宁主义政党一向对分裂分子深恶痛绝。

戈尔巴乔夫可以大胆尝试使党分裂的最合适时机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也许这次代表大会是最佳时机。

当时可能会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和戈尔巴乔夫一起走并成立社会民主党，而剩下的&ldo;真正的共产党员&rdo;也可以组成一个大党。

此外，苏共内部还可能分出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因为在这个思想上不一致的组织中有一些像叶戈尔&iddot;盖达尔这样的人，有许多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这是建立使各政党得以相互竞争、获得广泛支持和坚实的财政基础（如果苏共的财产能够在苏共派生出的各个党之间分配的话）的制度的最佳方案。

然而后一个假设不能不引起疑问：能在相互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如此公开地按照西方模式转向政党竞争吗？

&ldo;残余的&rdo;共产党内的主要力量也许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当时大都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抱有十分怀疑的态度。

难道他们不能同军队和克格勃结成统一阵线来防止分裂吗？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话，叛乱（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

在1990年，领导政变的那些人不会遇到他们在1991年8月面临的问题‐‐他们宣称代表全体人民，而在此之前两个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国人民，至少也是俄罗斯人民）已经选举一个观点完全不同的人‐‐鲍里斯&iddot;叶利钦为总统。

1990年夏季叶利钦还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只有在1990年春季通过全民选举当选苏联总统，才能获得这种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关于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在论述第五个转型即苏联解体那部分将谈到这一点）。

不过，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冒险带头去分裂共产党的话，保持党的形式上统一的风险性总的看来会更大。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结束冷战

结束冷战

关于西方、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停止冷战方面起了什么作用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

［17］然而有两点是很清楚的。

第一，在里根总统期间，正值苏联三位总书记先后主政，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冷战结束的任何迹象，相反，冷战变得越来越&ldo;冷&rdo;。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东西方之间关系才发生根本变化。

在列昂尼德&iddot;勃列日涅夫最后两年，在尤里&iddot;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iddot;契尔年科处于政权最高层的短暂时期内，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由外交部长安&iddot;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德&iddot;乌斯季诺夫负责，他们没有表现出灵活性，而是以传统方式来回应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

启动新的思维、制定新的行为准则并在莫斯科提拔了新的外交班子的人是戈尔巴乔夫。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冷战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结束的，他的继任者鲍里斯&iddot;叶利钦对这一转型没有起任何作用，叶利钦甚至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也没有提出一条有别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路线，而且根本就很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在东西方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那些年里，他对作出种种外交决策的进程没有丝毫贡献，美国国务卿乔治&iddot;舒尔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到1988年年底，也就是他去职时，冷战已经结束［18］，此前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一系列削减军备的重要条约，里根还去莫斯科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中他说，苏联不再是&ldo;邪恶帝国&rdo;。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不同，他对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真正感兴趣，他认为，这些思想不应受到像强权政治一样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早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他就读过很多书，其中包括党的干部通常不该读的书，由于具有知识分子的求知欲，他在当时以及后来所感兴趣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正统苏联观念的范围。

他还任命像阿纳托利&iddot;切尔尼亚耶夫和格奥尔吉&iddot;沙赫纳扎罗夫这样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为助手，撤换了外交部领导并加快提拔亚历山大&iddot;雅科夫列夫的党内职务，从而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他支持各研究所的学者努力&ldo;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rdo;和提出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