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3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在小城马林巴特见面了，从这一天开始在那里共度了10个昼夜。

在旅馆里，第一天晚上，&ot;门挨着门，两个人都有钥匙。

&ot;第三天他哀叹道：&ot;共同生活的艰难。

为陌生、同情、肉欲、胆怯、空虚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爱……&ot;第五天：&ot;不幸的夜。

没有可能与f．［菲莉斯］生活。

无法忍受与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

不是为此而惋惜；惋惜那种不可能不独自生活。

&ot;再往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ot;过去我只是通过信件了解菲莉斯，真正了解她本人，那只是两天前的事情。

不过现在，我对她也没有完全了解，我仍然有许多疑团。

她那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目光，她那女性深层自然开启的时候，是多么美妙。

&ot;

7月10日，卡夫卡和菲莉斯共同致信菲莉斯的母亲，告之他们已经重新订婚。

两人分手后，卡夫卡立即写信给布洛德：&ot;……有了一些转机，我们之间的协议简单而扼要：战争结束不久就结婚，在柏林郊外租二至三个房间，各人经济自理。

菲莉斯将像以前一样，继续搞她的工作，而我呢？这可说不准了。

&ot;10天的同居生活，一个&ot;技术性&ot;的协议，卡夫卡似乎由此得以&ot;技术性&ot;地将自己撕裂开来。

他的自信心和创作能力似乎也在逐渐恢复。

9月，《判决》也公开出版了。

10月，卡夫卡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强硬语气给菲莉斯写了一封信，向她挑明结婚的前提，那就是坚决斩断其中的伦理－人际关系和种族生殖内容。

这封信几乎一字不漏被摘录到日记中，可见卡夫卡对它重视的程度。

事实上，它是卡夫卡在一个转折时刻对自己所作的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

在某个意义上，它既是一个决断的宣言，也是卡夫卡身上隐蔽的伤口开始公开显露出来的象征。

它那一无反顾的&ot;怨毒&ot;语气既让人看到他内在能量在久遭压抑之后的爆发，也让人从反面感到他内心的脆弱和恐惧，同时还让人隐隐闻到某种不祥的气息：……我总是依赖他人生活，因而在每方面，我对独立、自主、自由有着无限的渴望；我宁可对一切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哪怕落得可悲下场，也不愿让疯狂的家庭生活干扰我的视线。

……任何一种不是我自己缔结的关系……都毫无意义，它妨碍我走路，我仇视它，或近乎仇视它。

路正长，能力又那么薄弱，因而这仇视大有其理由。

固然，我是父精母血的产物，并因而被缔结在与他们和几位妹妹的血缘关系中；平时……我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对它的重视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某些时候，这也成为我仇视的目标；看着家里那张双人床，床上铺好的被单和仔细摆好的睡衣，我会恶心得作呕，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就好像我的出生始终没有完成，就好像通过那发霉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被出生在那发霉的房间；就好像我不得不回到那儿，以便证实自己，以便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保持不可分离的联系‐‐如果不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双脚努力想要迈向自由，可甚么东西仍然攀牢它们，紧紧攀牢它们，就好像那原始的粘液攀牢它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