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关于罪以及罪感的讨论，把我们带到对卡夫卡问题的综合性认识面前。

我们看到，卡夫卡的罪感与他&ot;移情英雄诗&ot;的失败相关。

移情对象是我们良心的焦点，是我们整个善恶世界的焦点。

它不是什么轻易能摆脱的事物，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英雄主义系统。

同样，卡夫卡的罪感体现了他向父亲及其世界移情的失败。

与他的恐惧一样，他的罪感也是一种悲哀而被动的防御机制。

面对强悍的父亲世界，他无法安全演出自己的&ot;移情英雄诗&ot;，也无法成功地掩饰&ot;移情英雄诗&ot;的失败。

父亲世界不由分说，没有他的余地。

然而另一方面，&ot;失去权威的力量和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ot;。

他只好让自己还原到一种与婴儿的孤弱相应的状态，那就是罪感以及相应的抑郁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他放弃了自己的勇气以及相应的防御机制，然而，&ot;人的防御机制的丧失，刚好就是一种防御行动。

&ot;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缺失，必定产生着一种复杂、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及其机制，我们尚不十分明了，也没有条件在此处详加讨论。

但是，不难理解，没有宗教的寄托和上帝之爱的慰藉，人会格外感到无路可逃，人会格外有着&ot;死无葬身之地&ot;之感。

至少，生命的斫损和罪感的折磨会格外显得无可回旋，人会格外显得像一个孤弱无助、茫然四顾的孩子。

与此对称的状态是虚无感。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些相关的生存状态，正是生存论（即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要点。

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生存模式有着一种典型的意义。

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在一种涵义较为模糊的意义上，与有着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孩子相比，这样的一个孩子将相对难以保持他的童贞。

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始终在抱怨生活的&ot;龌龊&ot;、&ot;污秽&ot;和&ot;肮脏&ot;。

在这个问题上，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这两个&ot;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ot;又一次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这不仅意指所谓&ot;坚定的童贞&ot;和&ot;永远的、流浪童年&ot;之间的对比。

基督徒克尔恺郭尔内心充满坚贞的宗教感，由于这种宗教感，在他眼里，受苦意味着罪，而罪，那是得救的条件。

正因为如此，克尔恺郭尔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苦难，带着自己特有的罪，殉道一般无条件地站在上帝面前。

与此相反，无神的罪感将使卡夫卡不堪痛苦。